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有一张“老面孔”，他就是王立新，现任基金公司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久的一位。2006年，他坐上银华基金总经理的位置，一晃20年已过。
他的公募职业生涯，几乎与行业同步成长。29年前，公募基金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概念。彼时，莲花山上，监管层召集的“群英会”，是第一批拓荒者的集结号，他在场。从那以后，这个行业所有的浪潮他都赶上了：封闭式基金一夜爆火，开放式基金蹒跚起步，货币基金进入千家万户，权益基金从云端跌入谷底又艰难爬起，ETF跑马圈地，多资产业务次第开花，保险资金入市，社保基金入市，企业年金入市……每一轮周期，他都在，每一次投资的重大变革，他也都在。
他的公募生涯也几乎与银华基金重合，银华基金成立于2001年，是因清理老基金问题由证监会第二批批准设立。截至今年3月，公司资产管理总规模突破1.2万亿元，已成为一家拥有社保基金、企业年金、职业年金等全牌照的基金公司。
比起复盘历史，王立新更习惯追问本质。这种思维方式，或许与他早年在北大哲学系的学术训练不无关系：看问题不满足于表面，总要拆解到最底层的因果。
行业走过了二十八个春秋，银华基金也迎来了自己的二十五周年。近日，在证券时报“人民财讯・大观”栏目采访中，王立新谈到一个正在发生的转向，公募基金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我审视：从“规模至上”到以“投资者为本”，从明星基金经理崇拜到体系化能力建设，从较高费率模式到让利于民的降费潮。这些变化的背后，是全行业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我们究竟为谁存在？
王立新，银华基金总经理。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后进入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97年底，王立新作为第一批基金从业人员参加基金业务培训班，随后参与筹建南方基金，曾任南方基金研究开发部、市场拓展部总监；2002年加入银华基金，2006年起任银华基金总经理。
投资者获得感：一个需要长期求解的方程
规模至上曾是公募基金行业的信条，手段也不复杂：多发产品，追逐热点，不断扩张。这套略显粗粝的打法，在特定阶段有其合理性，它让公募基金逐渐成为大众理财的主力工具，成为居民财富配置中不可忽视的一极。
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醒目，行业长期陷入一个怪圈，市场高点时新基金热销，投资者蜂拥而入；市场低点时无人问津，割肉离场。结果是，基金净值增长与基民实际收益之间出现巨大落差。一段时间内，“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”成为屡屡被诟病的行业痛点。
这背后有许多客观原因。过去，A股市场“牛短熊长”的特征延续多年，波动率居高不下；部分上市公司治理不完善，财务造假时有发生，真正具备长期成长性的优质公司相对稀缺。
但基金公司自身的责任同样无法回避。譬如，在市场高涨时大力发行基金，利用市场的热度扩张规模。这种顺周期的经营模式，容易放大市场波动。叠加投资者追涨杀跌、持有期短、过度交易等非理性行为，导致市场步入下行阶段时，整体客户盈利面、盈利水平不佳。
监管层显然意识到了上述问题。近两年，一系列高质量发展文件、费率改革、回归业绩比较基准的指引密集出台。这些政策的核心指向同一个方向：推动行业从以产品为中心的规模竞赛，转向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回报导向。
王立新对此表示：“监管层对市场的认识非常深刻，改革方向符合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。”在他看来，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公募基金不再只是资管子行业的一部分，而是要在居民财富管理、长期资金配置、资本市场稳定乃至服务国家战略中，承担更明确的制度性角色。
银华基金的前瞻性在于，其内部的改革节奏与监管导向高度吻合。近年来，当行业还在讨论方向时，银华基金已经启动了“小巨人计划”，要求基金经理回归基准、稳定风格，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。此后，公司还逐步建立了策略模块化平台，研究员把经验、方法、数据和策略能力沉淀为可拆分、可比较、可组合、可迭代的模块。
当然，任何单一手段都难以彻底解决投资者获得感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求解的方程。监管定调之外，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还需要时间，行业行为的纠偏亦需要共识和约束，投资者教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但有一些方向是确定的。王立新分析，产品端，需要提供更多风险收益特征清晰、波动可控、适合长期持有的产品；销售端，需要从首发导向转向保有和陪伴导向，让产品卖给真正适合的人；投顾端，需要借助AI技术手段，让专业的配置服务下沉到更广泛的客群，实现真正的“千人千面”。
他特别强调制度设计在其中的作用。以养老金为例，据他观察，美国养老金体系（包括401K和IRA）之所以成功，不是因为投资者变得更理性，而是定期定额投入、长期锁定、分散配置等制度设计强制他们变得理性。这种“被动正确”的机制，比任何说教都有效。
如今，中国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刚刚起步，规模尚小，体验也尚待验证。但从长远看，王立新认为，这是解决投资者获得感问题的根本路径之一，“让制度帮投资者克服人性弱点，或许比期待所有人变得理性更为现实”。
回归基准，不等于放弃主动
密集落地的基金行业新规中，关于回归业绩比较基准的讨论较为热烈。
有一种声音认为，过于强调跟踪基准会导致投资策略同质化，基金经理的主观能动性是否会被压制？
王立新不这么看。“回归基准并不意味着主动管理失去价值，恰恰相反，它要求主动管理在清晰的边界内创造超额收益。”他认为，过去的问题在于，很多产品的风格定位模糊，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随市场热点漂移，投资者很难搞清楚自己到底买的是什么。
一个稳定的、可辨识的风格，是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的前提。如果一只基金的持仓风格频繁切换，即便阶段性业绩亮眼，也无法成为投资者长期配置的工具。“天才型的、全能型的基金经理较为罕见，大多数人的辉煌业绩往往只是风格与特定市场环境偶然共振的结果，他们很难在所有周期中都做对。”王立新表示。
他认为，与其追逐极少数全能型明星，不如让基金经理在自己擅长、有稳定超额收益的领域深耕。当基金经理风格稳定之后，投资者才能根据自身需求，相对准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，这也为后续的资产配置和投顾服务创造了前提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回归基准不是对主动管理的削弱，而是行业从依赖个人灵感的作坊模式，转向可积累、可预期、可回溯的体系化能力的升级。
平台化是基金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
过去几年，公募基金行业经历了一轮热门基金经理的集中出走。每一次出走，都伴随着大量客户的被动调仓和基金公司的品牌损失。更深的创伤在于，在规模膨胀之后，一旦风口转向，很多被“神化”的基金经理也难以对抗周期，行业因此付出了投资者信任流失的惨痛代价。
这种现象折射出一个深层问题：公募基金的核心资产究竟是什么？如果一个人走了，整个业务板块就难以为继，那这样的公司治理和体系能力是否存在缺陷？
行业正在寻找答案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，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从“造星”转向平台化建设。所谓平台化，不是否定优秀基金经理的价值，而是把个人能力沉淀为组织能力——研究框架、投资方法、归因分析、风险控制，都应成为可积累、可复用、可迭代的体系资源。
这件事，银华基金已经摸索了三年。先以“小巨人计划”厘定风格边界，让基金经理锚定基准、守住能力圈；后续他们的投资运作被拆解、被归因、被评估，超额收益来自哪里？是行业配置还是个股选择？这个能力在持续还是在衰减？这些问题，体系可以给出比个人经验更客观的回答。
研究员再以“策略模块化平台”沉淀能力，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可拆分、可组合、可迭代的体系模块。更进一步，当策略模块足够丰富、归因足够清晰时，不同策略之间可以相互组合，生成新的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。固收策略可以和周期股策略叠加，量化模型可以与基本面选股结合。这既提高了投研资源的利用效率，也为多资产配置提供了更扎实的工具基础。
平台化的最终目的，是让基金公司的竞争力不再系于少数个人，而是建立在系统之上。这不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否定，而是对一个更成熟行业的必然要求。
公募基金的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
与王立新对话，很少听到口号或预测。他更愿意谈现实，谈内在逻辑和长期积累的价值。
对于公募基金行业的长期前景，王立新是乐观的。这种乐观不是基于短期政策利好或市场反弹，而是基于一个更底层的判断：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必须依靠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阶段。创新驱动、新质生产力、债务化解、居民财富增值等，这些重大命题的求解，都绕不开一个健康、有深度、有耐心的资本市场。
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，又离不开机构投资者的力量。公募基金作为其中最透明、最规范、最贴近大众的参与者之一，其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。
但乐观不等于轻松。行业正面临多重挑战，包括费率下降压缩盈利空间、“资产荒”增加了配置难度、投资者信任修复需要时间、AI等技术变革带来不确定性等。每一道都是难题，没有捷径可走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公募基金才走到了一个真正需要比拼内功的关口。过去那些靠风口、靠明星、靠规模扩张便能高歌猛进的日子，正让位于对专业、对体系、对长期主义更严苛的检验。谁能在周期中守住方向，谁愿意在困境中沉下心来做难而正确的事，谁可以切切实实为投资者创造真实价值，谁才能最终被时间记住。
于银华基金而言，应对这些挑战的底气，不是短期的策略取巧，而是长期形成的信义文化、专业能力、组织经验和市场信誉。一家机构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意义，不在于它攒下了多少规模，而在于它经历过周期、见过变化，更知道什么能力是可以沉淀、可以复制的。未来最重要的，是把历史积累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新能力，围绕投资者利益、国家战略和行业新规则，把体系化、工业化、平台化能力进一步做深做实。
用王立新的话说：“真正有意义的叙事，不是我们走了多远，而是我们还能为投资者、为行业、为国家多做什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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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载于《证券时报》5月28日A4版，原标题《银华基金总经理王立新深度分享如何以投资者为本，沉下心来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：最重要的是把体系化工业化平台化能力做深做实》
校对：苏焕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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